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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史纬文卓成一代宗师

  一

  我探访范文澜故居,是在初秋的一个早晨。昨夜豪雨,绍兴龙山后街的青石板上仍是湿漉漉的。街河里清波涌动,荡漾着丛丛绿树的倒影。站在古朴的绍兴锦麟桥旁,抬眼即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仿古建筑群,白墙灰瓦,檐角飞耸。牌匾上是“范文澜故居”五个金色简隶,高古飘逸。整个建筑群向南依偎着古越龙山,与山顶上的望海亭俯仰相映,倒也显得协调。

  故居是三进平房,回廊架构,中庭植树,十分简净。右边的北厅是范文澜的雕像。当年一向谦逊低调的范文澜肯定不会想到,自己一个史者也会青史留名、定格成像,被后人供奉、敬仰。中厅是“清白堂”和“清白世家”等与范氏家风相关的展示。南厅是范文澜的生平事迹陈列,面积也最大。墙面上是关于他各个时期的文字和图片资料;中间的玻璃框内多是些陈迹斑斑的书籍、信札和旧物。

  看完这些,我对这位故去50年的先贤有了基本的了解,他的样貌行迹也由模糊而渐渐清晰起来。

  二

  作为范仲淹后裔的绍兴锦麟桥范氏一直书香不绝。

  范文澜5岁入塾,14岁起在绍兴、上海、杭州等地就学,20岁至24岁在北大受业于黄侃、陈汉章、刘师培等国学大儒。他“深信天下学问只有‘好古’一家”,并以“追踪乾嘉诸老”为“全部生活的唯一目标”。学成后,顺理成章地以其专攻之术业授课立说。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期间,他出版了《文心雕龙注》《正史考略》《群经概论》等学术著作,在文史学界地位日隆。但,受过“忧乐精神”浸濡的范文澜,身逢国家危殆、人民离乱,怎会只做一个“好古”的“夫子”?

  范文澜14岁时曾在家门口亲睹秋瑾被腐朽没落的清政府逮捕而后被杀,这无疑在少年心中激起了革命的波澜。此后一二十年间发生的一场场革命运动,不断驱使他关注书斋外的世界,触发他的爱国热忱和经世意识。1925年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则成为他人生态度和政治思想的重要转折点。此后,范文澜便投身时代洪流,并很快成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积极参与党的活动,支持进步学生运动,之后遭反动当局逮捕并被长期监视。1937年7月全民抗战开始后,积极宣传抗日主张,编印《游击战术》;还以历史人物为题材撰写《大丈夫》一书来唤醒民众,激发抗日爱国热情。1938年6月参加新四军抗日游击队。1939年10月起自河南确山县奔赴延安。

  就这样,范文澜于次年1月抵延安,在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实践和探索,他人生中最辉煌的一页也由此翻开。这一年,他47岁。

  三

  故居南厅陈列着范文澜不同时期的许多照片资料。有一袭长衫温文尔雅传道授业的,有一身戎装“骏马秋风冀北”前线抗敌的,也有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文化官员不失学者气质的,但给我最深印象的还是伏在书桌前纸堆旁奋笔疾书的那一张。那视通万里的深邃目光、思接千载的沉凝神情,恍已参透邈远时空,纸笔相依,传达着曾经发生的重要事件。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是他的自勉,还是他的治学箴言?实在深刻,切中肯綮。

  在延安,范文澜正是坐在窑洞的板凳上,支着小油灯,朝乾夕惕,爬罗剔抉,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编著着中国通史。图书资料不够,素材从何而来?凭着扎实的文史、国学功底,胸中自有丘壑,腹内自有乾坤。红星照耀读马列,一腔热血写春秋。

  1941年9月,《中国通史简编》上册(上古到五代)在延安新华书店出版,次年12月《中国通史简编》中册(北宋到鸦片战争前)出版,并在重庆《新华日报》连载。1946年又在延安出版《中国近代史》上册(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

  这些史书很快成为解放区各地干部和国统区广大读者尤其是进步青年的争阅读物,犹如文化利器,在抗战后期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影响力也一直未减。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就曾感言,对他影响最大的一部书不是文学作品,而是一部历史作品——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

  毛泽东同志欣悉《中国通史简编》出版,特邀范文澜吃饭,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说明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的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

  当初,范文澜到延安不久,正是毛主席提议他牵头编写一本供干部学习用的中国历史通俗读本。此后又在毛主席的影响、支持和指导下完成了中国通史的编著。

  一个革命战士、共产党员、文史学者,在当时的中国,在民族精英荟萃之地延安,已经不再是单个的生命个体了,他的位置更不在庙堂之上、殿阙之内,而在窑洞的书桌前、油灯下。坐在延安窑洞的板凳上编著中国通史,这正是范文澜的最佳位置、最美姿势。

  四

  故居南厅的玻璃框内陈列着不同颜色、不同版本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离开延安后的一二十年间,范文澜又对这些史书作了多次修订完善。

  有马克思主义史学精神的照耀,范文澜世事洞明、史笔生辉,客观公正评说各类历史人物,古道热肠为手执耒锸者代言。他的心与黔首庶民很近、与公卿大夫很远。

  范文澜是用新史观和白话文书写中国通史第一人。作为我国史学大厦里巅峰式的构建,他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区别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廿五史”,彰显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强烈的历史意识、历史担当和文化自信,具有里程碑式的、革命性的意义。

  许是清晨,故居里悄然无声,我一个人静静地移步、默默地浏览。当年范文正公曾言“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历经千载,家风未坠,他的后人、新“太史公”范文澜正如其所愿。

  我在庭前廊柱的一副对联前站了许久方才离开。对联是这样写的:

  书香诗风孕育负笈学子,经史纬文卓成一代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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